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定每个丁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朱树人见姚启圣了这个利益分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那就容易被反噬。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田的农籍人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余姚人圈里冒来的。

虽说朱树人武力横，可以杀一批带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不面。

但朱树人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挤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所言，不得不慎呐。”

既然你在溧县表现卓异，那你倒是说说：这工农分籍废丁之法，如今试行下来，可还有细微不当之？对于可能现的反抗，又当如何置。”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如果那个时代偷税漏税的会计也要坐牢，那牢里至少八成的会计是会稽人。

朱树人一摆手，示意对方不必来这虚的，很快就切正题：“今日不叙虚礼，孤没那么多时间。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照新法依然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姚启圣知机会难得，倒也没有藏掖，他来之前是好了功课的，所以呼了一后，定地说：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税相当。

而姚启圣听摄政王居然如此抬举，还调查过他的籍贯，顿时愈发神抖擞，准备一展所长：“殿下日理万机，竟还知晓学生乡籍，礼贤下士之德，古今无匹！学生实在铭五内！”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