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中看来，自北宋以来，随着“统观”的形成，天下读书人一直实践着“以自任”的政治理想，凭借统话语权与代表治统的皇权相互制衡。

在明清封建社会，统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是朱熹还是后来的王夫之，他们都认为统有着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优越，而儒家士大夫必须要有自觉保存“统”的使命。在儒者心目中，理尊于势已是共识。宋明以来，儒家士无不希冀照“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达到将“政统”纳“统”，这便是所谓的“致君尧舜”。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灭门，可他玩放啊！古人到了烟瘴之地的南方没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还乡的。

可是宋明时代即便士大夫们因文字狱屡遭迫害，可他们还是固守统，用尽各方法和皇帝分权，为什么到了清朝就玩不转了呢？

可汪中接下来的话完全刷新了赵新的认识。他说文字狱这事古来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只不过到了本朝最为残酷暴而已，而自乾隆继位以来更是扭曲到了极致。

赵新的回答是对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赵新的话是明褒实贬，意思是你刘墉虽是所谓的大儒，父虽然号称清廉，可你连读书人最重要的统都没了，扯什么风骨呢？士人的话语权都没了，不是狗又是什么？

如此一来，读书人也就自觉舍弃了自本应有的话语批判权。政治理想没了，神自由也没了，于是士人们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个人思考，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同时再佐以文字狱的政治压，最终垄断了对“统”的阐释权。

这可不仅仅是文化解释权，而是“真理”解释权！

话说赵新之所以能显得这么“有学问”，其实源于他和汪中的一次谈。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所凭借的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的死活。

汪中当时问赵新，你以为是文字狱让读书人怂了，怕了，甘愿给满清当才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一直秉持着舍我其谁的风骨！孟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汪中告诉赵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狱，而是“治合一”！

狠的了他一下。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发表自见解并训示汉人臣的一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逐渐丧失。

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宋代，文字狱之多数不胜数。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后大约几十起。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速了“治合一”的步伐。

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赵新如今得其中三味。历史上最早明确提“统”概念的便是朱熹，而赵新刚才所说的便是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关于统的阐述。

那些担心“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加速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转变。

传统君权受到统制约的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皇权意识发展到了极致，皇帝以“天下师”的角制平民百姓，任何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或不合乎帝王治统的思想言论都遭受了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