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夫妇的葬礼安排在阴历五月十六号。那天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高启强从来没见过的远房亲戚，还有抹着眼泪和死人称兄道弟的一帮伙计。这些人高启强一个都不认识，他最熟悉的还是高启明在工厂里交的几个朋友：这几个叔叔阿姨每次看见高启强带着弟弟过来，都给他们一人两颗糖吃。此时高启强拉着弟弟朝着来往的客人鞠躬，大多数人就那么从他们面前走过去，有几个眼熟的大人路过，在他们身边轻叹一口气，抬起哥哥的手，还是往里面塞两颗糖去。

高启强不说话，等大人们都走了，他把糖纸剥开，递给高启盛。高启盛茫然地看他一眼，哥哥说：“没事，他们家结婚都能吃，我们家死人为什么吃不得？快吃吧。”于是高启盛像个小狗似的叼走他掌心里的糖，还昂起头冲着哥哥傻笑。

不远处的树林里站着个小孩，高启强看见了，把弟弟放下，跑过去跟他打招呼：“安子，你怎么来了？”安欣躲在树后面，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战战兢兢地问他：“他们说……你是不是……也没有爸爸妈妈了？”

高启强愣了一下，捻了捻两片汗湿的手指，又揉一揉他的脑袋，说你看，这样我们不就是一样的了吗？谁知道安欣却躲开他的手，忿忿地背过脸去。

“谁要你和我一样……”

高启强没有听清那句话，刚想让他重新说一遍，身后传来大人的呼唤，他不得不丢下安欣跑回去。葬礼上，高高的幡旗掀起红红的浪，安欣盯着那只红旗，手里紧攥着一只木头做的人偶——那是他叔叔送给他的俄罗斯套娃。

高家大人走后，突然一帮子没见过的男男女女挤满了高启强的家，七嘴八舌地为三个孩子“寻找出路”。高启强坐在沙发最角落抱着妹妹，高启盛紧挨着他，在这个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小屋子里，头一次感觉他们才是屋子里最陌生的人。

几个大人讨论出结果，没顾得上询问高家大哥的意见，就把三个倒霉孩子打了包送到一户同样贫苦的人家。高启强顺其自然地接受这些变化，就像他顺其自然地接受自己在高家出生、又顺其自然地接受高家的灭亡。

新家庭姓的是李，一开始想让高家三兄妹跟着他们换姓氏，高启强不肯，高启盛跟着哥哥，也不肯，更别说只有三岁的高启兰。见他们不愿意，李家夫妇只好作罢。他们家干的是裁缝生意，女人拆线缝衣、男人奔走经营，本来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高家三兄妹的凭空出现，无疑打乱了他们家的节奏。为此高启强本应该感激不尽，却无论如何不肯改掉“高”这个姓。他于心有愧，所以早早地辍了学，跟着李家学生意。

李家的女人是窈窕淑女高傲性子，嫌男人的手粗不让学勾线，于是高启强只好跟着李家男人学进货、学招揽生意。他那时还有着白白净净的一张脸，学得又快，过不几天学会了油嘴滑舌，在供应商跟前“姐姐”“姐姐”地叫两声，那家姐姐就给他便宜几块钱，积少成多，省去的就不止几块钱。李家男人因此很中意他，愈发带着他历练，跟李家认识的人背后都说，小高就是老李的继承人。

高启强听了很高兴，因为他心里头打着算盘：老李头今年已经五十七，干这行的还有几年好活？不知道。李家干了这些年，也还是有点家底的，只要他等得起，这些家底迟早是他们高家的。抱着这个小算盘，高启强更加卖力地干活。有几次帮忙拆线拆得手划出道血口子，高启盛见了哭着说哥我不上学了，在家帮你做生意，被高启强毫不犹豫地打了一巴掌。从那以后，高启盛再也不说“不上学”一类的话。

安欣还是照常从市里跑来找高启强玩，偶尔学校里打扫卫生，就来得晚些，高启强在裁缝店门口等他、在进货的路上等他、在高启盛放学的路口等他。安欣给他说学校里的故事，给他讲上学有多么多么地无聊，但高启强听着心里总有憧憬。他是个聪明孩子，人人都说他聪明，一点就通。高启强在学校里的那段日子没好好学过，总是睡觉、打架、开小差，如今离开学校了，却满是怀念。高启强在心里唾弃自己俗气，像平凡人一样，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但唾弃了一会儿便释怀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确实是个平凡人，而且是比平凡人还要更平凡的人。

高启强没有什么能回报安欣的这些小故事，于是专门去跟李家女人学了钩针，自己织了些小玩意儿，送给安欣。安欣拿了，心里欢喜，嘴上却贱嗖嗖地说些玩笑话：“呦，阿强的手艺愈发好了，李家那女的怎么不让你学针线？我看你勾得比女的还好～”高启强踢他一脚，然后再老实地告诉他，李家阿姨的针线是京海一绝，那不是什么人都学得了的，我手上给你做的这些，不过师承她的一点皮毛。

安欣把那只钩针的小老虎勾在手指上，放在阳光底下；吹一股风，那老虎就动一动，栩栩如生。

李家女人对外人端庄，对家里泼辣；高启强好几次看见他拽着李家男人的耳朵进房间，接下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李家男人总是憨憨笑着走出来，高启强这时候就想起早些时候他爸打他妈的样子，他妈老是跪在地上哭，可是李家男人不跪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