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哈哈一笑：“要是让你改了词儿，保准儿不是这个意境了。”

“我来上海，自是有事，“避而不谈，转而，”正如您来这儿，也是有个目的不是？舟先生？“

他当我是真朋友，我自然也拿他真朋友。即便他还着我所不耻的鸦片生意，但这已不妨碍我赏识他的为人。毕竟如他所说，这世总有

“来的够晚的。”我说，顺手把画册合上。

待餐上过，略略动了几，便都不吃了。邹绳祖把餐巾拽下，随手丢到一边，啜了红酒，斟酌：“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眯了下睛。

他细细听着，等唱过了，说：“就半段儿？”

“一些琐事，绊住了脚，”他笑，“还喝咖啡吗？不喝咱换个地儿。”

霞飞路有名的红房，多少富家的年轻男女在此用过约会的晚餐。

言尽于此，心下恸。我自认与他的情分，还不及能对他的作为指手画脚。他能有此番真切解释，已在我意料之外了。

“调好，可惜是首骊歌，听着就有些难受了。”见他颇有兴致，便哼哼了两句，“说是北平的小学毕业典礼时唱的，倒是应了景儿了。”

他也挑起眉，双臂相环：“咋了？不行？”

“惠中旅舍。”

他一：“难怪昨儿在风松月楼见了你。那位吴买办……”

从善如，起随他离开咖啡馆。又行了半条街的距离，但见一装饰新亮的西餐厅，外墙漆成红，洋房样式，显得档可。

“我？我书念得可不好，”也笑了，“要是我，也就是这么几句，”清清嗓，合着先前的调，低声唱：“少年事，少年狂，半生赴疆场。骤雨浊又何妨，酒过剑锋芒。”

“给孩的，”我说，“来的路上听着有个书商女儿唱歌，唱的好听，就过去瞅了几，顺便买的。”

的声音。

“白小的事是你能过问的？”邹绳祖玩笑，“我今儿个不过是带朋友来吃饭，净想些有的没的！”

待坐下，邹绳祖挽起袖：“看什么呢？”

那仆孩不再言语，礼貌地拉过门。邹绳祖早已安排妥当，坐在他平日与白小约会时惯用的桌，又了些吃，招呼堂倌下去。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自然不必在意吃的多少与好坏。等到周围没人了，邹绳祖：“怎么想起来买画册了？”

我则停下脚步，挑起眉，慢吞吞：“你带我来红房吃饭？”

邹绳祖似乎常来，拉门的仆孩对他十分熟悉，老远便笑：“邹先生您来了，”拉开门往后一瞧，只瞧见我这么个大男人，便又，“怎不见白小？”

他握拳抵，轻咳一声，垂下，似是苦笑：“你也拿这话搪我。在上海，我以日本姓名示人，你莫不是以为我媚外？可无论什么，就连老鼠也懂得趋利避害。这个世，日本人总有几分薄面……”

“我说了，书念得不好。就这么儿，还是琢磨了半路才想到的。要是嫌少，去找罗大公去！”

“没不行，”我说，你敢带我来，我就敢，“走吧。”

“别呀，半段儿就半段儿，我觉着好的。”说着拈起酒杯抿了一小，“真好的。”

邹绳祖：“不过是些学堂乐歌，小孩唱给小孩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