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八十年代中期，除了给各种近代史和传记书籍审稿，首长也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文章。那段时间，家里总是有很多编辑和记者同志前来拜访。

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往事，首长也一样。其实并没有到“讳莫如深”的程度，只是为了不使谈话的气氛变得沉重而凝固，秘书同志通常会针对某些事项提前打好招呼。

我时常觉得，作为一位二十年代就投身革命、历经中国巨变的共产党人，首长的人生像一块充满谜题的拼图。然而，为这个级别的干部当警卫员，很多事情都是我不能够去深究的。

一九三五年。我见过许多来访记者的笔记本，那个年份上都无一例外地打着一个叉——这意味着，它是秘书同志特意叮嘱过，不能触及的问题之一。

首长正坐在沙发上，和对面的编辑、记者们谈论着往昔的经历：南斯拉夫、德国统一社会党、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他的脸庞饱经沧桑，眼神却很和缓，仿若过尽千帆。共和国的篇章时常叫人扼腕兴叹、时常又叫人热血沸腾，记者同志们在笔记本上迅速地记着，偶尔抬起头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傍晚。

始终没有人谈论起一九三五年，但它确实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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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已近深秋，瑞金的日头却依旧毒辣。

沙洲坝祠堂——也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作战指挥部——外面的樟树上，结了一半干枯的蝉蜕；剩下的一半还在垂死挣扎地嘶鸣，偶尔一阵风起，就和蔫皱的叶片一起飘下来，落在站岗卫兵的肩头上。

而刘博兼紧绷着脸，顶着这种聒噪往堂外走时，正撞上了一个匆忙的身影。

“小心——”以为是哪个冒失的通信兵，他伸出手稳稳地接住了对方。

“秀泉？”

他回过神一看，来人竟然是有些日子没见的伍秀泉。本想多问他两句，然而看见把情绪全写在了脸上的年轻人，心下已经了然，于是二人间便只剩下心照不宣的沉默。

蝉依旧在叫，刘博兼一向沉稳的心绪竟然罕有地升起一丝浮躁。

“秀泉，”将掌心重重按在年轻人的肩头，“陪我走走吧。”他将心头千丝万缕的情绪压下去，以一贯温文尔雅的声音说道。

他们俩沉默地并肩走出祠堂。

祠堂外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是贡水自东而来，连接瑞金与于都这两座小城的支流。河上架了一座古老的雕栏石桥，据说是光绪年间所建，但具体年限已不可考。旧年，也就是还在红军学校时，年轻人常沿着这条小河，送刘博兼回于都——刘博兼走在前头，让年轻人骑着自己的马，两人一直走到太阳从山坳落下去，再一个人步行向西，一个人打马向东。

那是段好日子，年轻人在心中暗暗想。他的神今天不知为什么一直在飘，在这个十年间往复来回，想的竟然全是刘博兼。

桥下的河边，几个穿着蓝布衫的妇女正顶着日头在岸边捣衣。见到伍秀泉，她们热情地冲他打招呼：“伍翻译！”

此起彼伏的声音把他的思绪从九霄云外拉了回来：“今天怎么这么早？”他勉强挤出一个笑。

这时桥对岸又飞奔过来几个刚从列宁小学放学的小孩，朝二人高喊：“打倒萧加必——活捉罗浦全——”

以往碰见孩子们，伍秀泉总要配合着佯装被击倒，再玩闹上几个来回，把他们一直护送到弄堂口；但今天，他只是接住了为首的小女孩，温和地叮嘱了几句，便目送他们远去。

——若不是还剩一点精神强撑着这具肉体，他大概连步子也难迈出去了。

“秀泉……”刘博兼看着年轻人忧郁而严肃的脸，宽慰的话已经到了嘴边，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只好缓步跟在年轻人身边，同他一起走到了人迹罕至的深林里。

杉林中的秋叶已是一片赤金色了，只是天仍以一种暴烈的姿态热着。

“……我看到那个名单了，”伍秀泉站在林间的阴影下艰涩地开口：“为什么没有你？”斜阳透过叶片的罅隙，在他年轻的脸上投下一片锋利的黑影。

“秀泉，我们红五军团留下阻击追兵，是为了……”

“为什么没有你？”年轻人还是平淡地重复同一个问题。如果不仔细听，根本不会发现他在抖。

“秀泉，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组织的决定。”

“——狗屁决定！”年轻人压抑的情绪终于还是爆发了，他咬着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