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刘博兼弯着笑，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不来——我们秀泉同志，小小年纪，有勇有谋啊！”

作为警卫员，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贴保护首长的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琐碎的日常任务，其中就包括照顾首长的饮起居。

“以后可别认错路了，走吧。对了——学生吃饭都是免费的，”他朝伍秀泉挤了挤睛，“不过，味可不敢保证。”

伍秀泉正是被破冰船的轰鸣声吵醒的。推开宿舍的窗台，白茫茫的沃尔洪卡大街上，清洁工正在给欧洲松的树整齐划一地刷上灰浆，并一直延伸向远方的集公寓和东正教教堂——少年想到，他的俄语教师伊万诺维奇在上周的课堂上曾隐晦地暗示他们“远离教堂”、“别惹麻烦”（尽他也曾是一名牧师），不由得像被伤一般收回了目光。

他的语气清朗、沉稳而平和，而莫斯科的温度并没有升。但伍秀泉站在一旁听着他的声音，到有什么东西在腔中剧烈地鼓动起来——除了无产阶级思想、布尔什维克和改造满目疮痍的旧世界之外，一少不更事的赤脉搏，自他青涩的脸颊一路奔袭，直烧年轻的心脏里。

“那正好，”刘博兼径直走到他边，温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顺路。我带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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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同志，”他笑着把自己那份也推了过去，“慢吃，不够还有。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多大了？”

刘博兼恰比他一个，骨节分明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宽厚而和缓。伍秀泉觉自己的脸又开始起来了。

伍秀泉放下碗，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红了脸。“……我叫伍秀泉，是湖北武昌人，”他低，扯了扯自己打了补的短大衣下摆，“今年十七。”

苏联人的堂与他们的行事风格相一致，明亮、简洁，像一个白箱里摆满了整齐的木椅。小少年还在好奇地四打量的时候，刘博兼给他端来一个木质托盘：上面的白瓷盘里盛着一块的碎排和土豆泥，另外一个金属碗里是飘着油脂块的红菜汤。

刘博兼在聊他在比利时和黎时，在工厂里工的经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占领里昂大学”，然后又聊二十五日起义。

路其实不远，只是莫斯科天黑得早，而这些小巷又蜿蜒复杂，外来人在里逛，很容易就失了方向。刘博兼是熟悉路的，带着他在羊宽的石板路里穿行，很快就绕过了这座古朴的石城，到了一栋砖红的二楼建筑前面。建筑门的墙上有一排不起的金小字：столовая（堂）。

比如，首长钟一老式的苏联洗衣皂。这皂并不贵，一般的百货商店里也能买到，味原始而朴实，褐的皂砖有淡淡的硫磺味。和现在时兴的香皂香味相比，它没有任何特别之，但在我的印象里首长只用那一。

两个月一晃即过。北国的隆冬时节，除了更大更密的雪和更更厚的积雪，景致与初来之时并无太多区别；只是莫斯科河全结了冰，因此，每个周末，一艘大的破冰船都会从河上驶过，在整座城市的云层下发钢铁的嘶吼。

首长早年在苏联留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担任过外苏联东欧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上一直保持着许多像苏联人一样的旧习。他对苏联生产的某些品也情有独钟，这喜在我看来，有时候甚至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

伍秀泉耳朵通红地接过洗得净的手帕。对面刘博兼的目光温、明亮、充满希冀，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多少打消了这只离巢的稚鸟初到陌生国度时残存的不安。绷了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于是，在散步回宿舍的路上，伍秀泉又与他聊起自己在武汉时与反动警察周旋，上街张贴标语、散发步传单的事。

“哦——那你和我幺弟年纪相仿，”刘博兼看到少年嘴角还沾着一圈红菜汤的印，从西装袋里摸一张手帕，递给他，又指了指自己的嘴角，“独自这样的远门，很不容易。”

校舍对面是公园，中央立着伟大导师列宁的雕像，尽则密密地着一片乔木林。远眺了一阵，伍秀泉本打算去温习功课，但冬日的街心上却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刘博兼正穿过街，不疾不徐地往公园里去。他心里一，没经过多少思考，便抓上大衣，飞快地跑下

“去哪儿？”

首长在生活中并不讲究，吃住尤其朴素。但唯有在这不太起的小事上，他的持格外固执。我也问过首长要不要换成别的，他总是笑着摇摇，然后回答我：“用习惯了。”

松了气，然而张和生涩很快又让他涨红了脸，“书记——我，我，”他磕磕地说，“我迷路了……”

刘博兼本还想说什么，少年却没顾得上这么多——他一天没吃饭，睛都快饿得发绿了，接过托盘了谢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他吃得急，被噎得直打嗝，这幅样把刘博兼逗乐了。来莫斯科的公费生，大多都是些学者、教授，养尊优惯了，见了外国人的没一个不唉声叹气的——像少年这样不挑的人，他是第一个见。

天渐暗。沃尔洪卡大街上，下了班的人们排着令人沮丧的长队挤上电车，像鱼群一样沿着灰紫的天际线远去；一些布衣服上沾满机油的工人正坐在沿路的石阶上醉醺醺地聊天，或者揣着他们的铁酒壶对路过的女人哨。刘博兼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袖角，示意伍秀泉走得离自己更近些，让他们不至于被人群挤散。

“……堂。”